千年商港撑起温州手工业块状经济格局

时间:2022-03-22 15:33:47 来源 : 中国网温州 作者 : 庄千慧

古代温州北、西、南三面阻隔重峦,交通主动脉在于海路一条。长期以来,温州人民在这种既相对封闭,又具外向活力的环境下,不仅传承着传统手工业的工巧智慧,又凭借港口交通拓市场、求生存、谋发展,创造了特色手工业产业,并使之在远离中原社会环境下得以传承。从温州地域整体格局来说,所谓温州港口城市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广义性的概念,主要指温州地区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入海河流构成的整体港口码头水路交通优势。这三条河流流域囊括温州各地地域经济和其中的特色手工业产业。在此仅一万多平方公里陆域范围内,古代产业的背景投射到今天区域格局上,出现了乐清的电气产业、永嘉的泵阀业、鹿城的鞋业,瑞安的汽摩配、标准件,平阳的礼品产业、井巷采矿业,苍南的纺织业、印刷业等等。从多样性商品经济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到一地一特色、一方一优势,形成鲜明的块状经济格局。千年商港,因商繁荣,港可促商,商可兴港。解析温州商港,此为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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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之炊

从无“米”加工的资源困局

到激发块状经济大发展

温州自古素以“百工之乡”著称,手工业生产源远流长。据史载,早在魏晋时期,温州制瓷业就已很发达;宋代温州漆器制作精良,远销国内外。至近代,在西方科技促进下,温州手工业更是繁花似锦,如晚近温州的机械制造业、造纸业、锡器业、制伞业、织席业等等。而纵观当代精彩纷呈的温州块状经济,无论其体量、经济价值,都比古代手工业群显得更大、更宏富。

温州古城外曾是水网密布 图源:温州文史馆

自古以来,温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她发展多样性的手工业乃至块状区域经济,必然要依靠港口优势突破资源匮乏的瓶颈制约。《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从资源饶薄角度讲,这是温州先天的“羸弱”所在。可想而知,古代斥卤之地,临江濒海,地瘠不宜耕作,除渔盐之利外,对于“民多习机巧”的温州来说,手工业生产资源贫乏缺少。

如宋元时期,温州漆器名扬天下,大宗产品通过瓯江、飞云江、鳌江等港口销往海内外各地。然而“漆非土产,仰于徽严之商”,这是一个致命的资源局限,使生产规模、工艺等受制于人。“故人力取其精而倍其赢”,广大手工业者除积极组织资源采购外,也就只能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力图工艺精湛,来求得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空间。 

再如明朝弘治《温州府志》就记有当时丰富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中,遇到资源匮乏而仰仗外地供给的状况。像当时温州纺织业发达,“地不宜桑而织紝工”“温克(缂)丝之名遍东南”“然温地不产桑柘,须有植桑者极其垦锄之力,亦枝条短弱……市无布帛绢店,缣匹之输官者悉仰于衢、婺之丝商,机杼之家,涩于买贵,故人力取精,以倍其赢”。人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总习惯把这句具先决涵义的俗话,奉为成事客观铁律。但温州人善于运用勤劳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攻破这一”铁律“,跳出框框。纵观温州手工业发展史,如在本地资源空白的条件下创造出驰名工艺精品的行业屡见不鲜。近代温州缺乏锡资源,但清代瑞安等地生产的锡类实用器具极其工巧,饮誉海内外。著名锡匠吴阿棉开设的吴恒吉打锡店制造的一只錾花锡暖锅工艺精细,表面花纹构图巧妙,风格独特,1909年获南洋劝业会奖章,1915年获美国巴拿马赛四等奖章,后来还在全国手工艺展览会上获奖。

朱子常木雕作品 图源:温州文史馆

又如温州的黄杨木雕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温州不产黄杨木,为使这一技艺发扬光大,黄杨木雕艺人代代传承,发扬技艺上不断创新和不懈求精的精神,使该工艺发展不断上台阶。尤其是清末朱子常的黄杨木雕艺术成就很高,1909年作品《济癫和尚》获南洋劝业会国际比赛二等奖;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作品《捉迷藏》获二等奖。等等。

迨至当代,温州繁花似锦的手工业在经济形势催生下,嬗变发展成遍布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流域各地的区域块状经济。但资源的制约,仍是进一步发展的门槛。处于当代大好发展时期,块状产业除秉承工艺上的求精精神、注重质量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外,他们再次发挥温州人的聪明才智,多方开拓渠道,如在外创建基地,开辟资源购置途径,发展替代材料等,保证产业的健康发展。

温州制鞋业闻名全世界,到本世纪初的十年时,年产皮鞋上十亿双,消费牛皮大约一千万张。温州缺乏牛皮资源,广大企业便到内蒙古等地开辟制革基地,保障温州鞋企用皮。同时,制革行业充分依靠科技力,努力研发人造合成革替代牛皮资源。当时,全市仅制鞋行业就有七成皮革资源被合成革所替代,总面积相当于一千万张牛皮。

再如分布于龙湾等地的不锈钢企业,为突破原材料资源瓶颈,他们除以提高生产制造工艺来提升经济效益外,还积极开辟渠道购置原材料。他们从习惯到外地钢铁厂购买原材料,变为入股钢铁制造企业,取得优先消费原材料“特权”。如龙湾著名的浙江青山控股集团,即利用在外建基地、就近获取资源的办法,在2001年到河南省注资控股成立河南金汇特钢有限公司,尔后又进一步成立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公司。该公司当时年产钢材三十万吨,主要产品为公司不锈钢中宽带垫轧、冷轧和焊管生产线提供坯料。后来,该集团在全国各地建起五个粗加工基地,为保证资源利用巧妙筑起一道道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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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行为

手工业的延伸线,为块状经济输送养分

因受地少人多等自然条件制约,经商业贾自古就是温州先民的谋生门径。古人有言,扬州之域属天市垣,瓯越为扬州分野,其人善贾。历代史料也多记有温州先民到海内外经商谋生的事例:如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载有去交趾(今越南境内)经商的“永嘉王德用”、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的“永嘉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等。元朝黄缙《永嘉重修海堤记》也记载了当时温州市场贸易繁荣的景象:温为郡,俯瞰大海……亭至西为市区,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温州历代商业活动的频繁性和规模性,还可从什物中得到印证。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瑞安曾出土一枚铜权,为北宋熙宁年间存物。该铜权重六十多公斤,有铭文一百六十八个,是目前我国已发现铜权中重量较重、铭文最多的一枚,窥此可见当年温州一带商务活动的规模。

北宋熙宁年间铜权 图源:温州文史馆


这些商业活动,以温州当时的手工艺品为基础,如将陶瓷、漆器、纺织品等地产的产品在三江区域内生产,又通过港口销往海内外,同时也为温州手工业生产带来信息和技术,促进温州区域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双向交换,随着历史的演进绵延不断,到清及近代,温州大批手工业产品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海内外交流的频繁而走向世界。如温州的制伞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平阳王永顺雨伞店所产的“瓯阳伞”即远销日本、南洋等地。1908年,永嘉县(主要为城区,即今鹿城区)制作雨伞的计两百户、六百多人,年出品数值三万余元。再如清代至民国初,织草席业成为百姓家庭的普遍副业,出产的草席不仅销售国内,且远销海外等地。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温州江聚盛、泉安、德大等草席厂相继开办,打出“江字十二星”“安字”“五星”等商标品牌,当时席厂多达三十五家,出产各种品种草席七八万条。

图源:温州文史馆

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往后,改革开放为温州区域块状经济的全面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据温州市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表明,温州市共有数百万人口在海内外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事贸易。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温州农民就开始迈出狭隘的农业之路,五湖四海跑供销,民间当年有“十万大军跑供销”的说法。他们走着与先人的同一条路,将温州特色的商品销往四面八方,同时又以这些商品销售交易作为“垫脚石”和“敲门砖”,带回五湖四海的信息和技术,“嫁接”或“栽培”在地方产业上,使块状产业做得更强大、更多姿多彩。尤其是当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决定了产业扩大和发展,这更依赖于商业活动为之传递信息和技术,形成新兴的块状产业经济。试举乐清柳市的电气产业为例:目前该产业包括延伸产业链,在乐清市年产值约达一千五百亿元,占该市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在三十多年前,这一产业的萌芽是柳市部分商人到外地收购、贩卖旧电器,在旧电器的拆拆卸卸中,掌握了电器产品的内在结构和生产要领,于是回家乡合作办厂,从小作坊到大集团,一步步发展到目前的区域块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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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经营

秉承合作,做大做强块状经济规模

温州地处局促,民近而亲。自古以来,为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善于协力合作来应对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温州人自古习惯采取合作的力量去完成。如在瓯海境内白象塔上就有“襄助合作”的范例。白象塔始建于北宋,从温州博物馆藏的塔构件可见,当年该塔是温州各方百姓解囊出资建成的。在众多塔砖上,至今还留有襄助者的姓名,如“弟子陈璇同妻侯十一娘舍财造砖一千助缘者”“潘友轲同妻康百六娘男山老默老再舍砖伍伯片”等字,而一个砖雕莲座饰件上也刻有“林安舍”三字;塔顶庞大的铁质塔刹也铸有“新河北界棠阴坊浴堂前居信女丘氏五九娘……铸造覆盘”等文字,不难想象,当年整座浮屠建成,就是民众通力合作的结晶。

1965年拆除前的白象塔及塘河运输(资料图片) 图源:温州文史馆

这种合作共赢的方式,在古代温州手工业领域方面也表现为规模经营的升级。试举温州古代盐业为例。温州濒临大海,自古倚渔盐之利。《新唐书·地理五·江南道》有“温州永嘉郡,有永嘉监盐官”记载。至宋朝“熙宁五年定诸场得盐分数,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为十分”(乾隆《平阳县志·贡赋·盐政》),是当时东南海滨产盐最多的地区(见《宋史·食货下四·盐中》)。迄至元明清诸朝,盐利独厚,盐业成为温州的经济支柱产业。从地方史料记载看,这项生产活动就具有集约化合作经营的模式:盐场除政府设盐大使等盐官管理外,其生产机构设有仓、扇、团、灶等组织。盐业生产人员称灶丁,康熙《永嘉县志·食货·盐法》载“本场旧荡丈实一千五百六十八亩一厘,灶丁原额七千四百一十二丁”。民国《平阳县志·食货志三·盐法》记载“乾隆二十九年……奏请于舥艚地方设灶招丁……设有八团三十灶,灶丁三百十七名,每丁给坛地二亩,涂田四亩……”这些灶丁按部就班,在各自归属的团灶内组织从事刮土晒坛、贮卤、伐薪、煎烧等各道工序、各个环节的作业。从唐宋时的伐薪煎烧法到明清时刮土摊晒法,展现了群体性集聚经营的图景。

泽雅古石碑(资料图片) 图源:温州文史馆

反映在手工业上最典型的股份制合作经营方式,莫过于从古代直到近代兴盛于瓯海泽雅一带的造纸业。近年,学界人士对瓯海泽雅及周边区域的造纸作坊展开专题调研时,发现一方乾隆年间石碑,记述的就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型——当地“子玉、子任、茂九”等七户潘氏纸民,在“曹路下驮潭”处建水碓一所,“为兴之日,共承七脚,断过永远”,兴建当天他们就将水碓使用权定为七“脚”,即七股股份,并明确规定以后永远不许加脚,并“不乱随(转让意,编者注)人”,碑文中对拥有股份者有约束条文,如捣制要有先后次序,有捣米者则优先,违者罚钱一千串,归股份集体所有等等。

上述碑文中的这七户潘姓纸民,凑合股脚发展造纸作坊,显然是当代温州股份制的前身。或许正是这种合作经营的方式,促进了这一带古代造纸业的蓬勃发展。到当代,这种股份制、合作化经营理念,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很快超越古代盐业、造纸业以及酿造业等行业局限,在新兴各行业里迅速膨大。

桥墩门啤酒厂起草的新中国第一份股份合作企业章程(资料图片) 图源:温州文史馆

1987年11月,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使脱胎于古代经营理念的这种组合形式,从劳力要素为主的人员糜集,发展到更大规模的人员、资本要素双集聚新境界,也使温州成为中国最先采用“股份合作企业”名称、并将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成功推广的地区。1990年,全国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合作制私营企业——苍南桥墩门啤酒厂成立。1993年,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数量就达三万六千多家,其中工业企业两万七千多家,工业总产值一百九十二亿多元,占全市当年工业总产值的半数以上。到目前,蓬勃发展的股份制企业涵盖温州各县市区所有产业,如乐清广大电器集团企业,龙湾一带的化工、泵阀制造企业,以及瑞安、乐清、平阳等地食品加工业中带有古代酿造业经营烙印的水产加工股份制企业等,都是依托这种集聚做大做强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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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意识

古今同一的温州手工业经济砝码

温州人重诚信,重形象,品牌意识熔铸的产品形象,自古以来为温州经济分量增加砝码。如温州漆器在宋元时期名噪一时,号称“中国第一”,近代国内各地出土的温州漆器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实属全国罕见。在宋代温州漆器业生产繁荣鼎盛时期,广大漆器生产业主,纷纷打出自己的漆器牌子。从目前出土的温州漆器看,如江苏武进县出土的“庭园仕女图朱漆戗金银扣木漆奁”,其盖内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朱漆题记。还有出土的“丁酉温州五马街钟念二郎上牢”“庚申温州丁字桥巷解七叔上牢”“丁卯温州开元寺东黄上牢”等一批题记牌子的漆器。漆器制造者在这些产品上写着自家地址,可供人找寻;写上生产时间,可证明产品质量;写上姓氏,可树立信誉形象。由此,当时的温州漆器凭借极高的工艺水平,再配上品牌、知名度,得以行销海内外。

擒雕牌注册商标 图源:温州文史馆

除漆器外,古代温州其他手工业产品以品牌扬名的历朝历代也多见诸史载。如宋代以来温州就有丰和春、碧露、琥珀红、花露等名酒。尤其到近代,随着人们品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工业的兴起,温州一批优秀产品纷纷在海内外亮相。像上世纪瑞安李毓蒙成功制造弹棉机,代替人工弹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其“双麒麟牌”弹棉机畅销全国各地,先后参展上海总商会第一次展览会、上海国货展览会、京沪铁道部展览会、西湖博览会等,均获得优质褒奖及奖章。再如瑞安吴百亨创办乳品厂,生产的“擒雕牌”炼乳与英国乳品抗衡,引起英国厂商对其品牌的妒忌。“擒雕牌”炼乳1929年获工商部主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和西湖博览会特等奖,为民族工业赢得声誉。

当代,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和产品品牌在温州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成为企业和产品形象的符号。知名品牌如电器业的正泰、德力西、天正、人民等集团,服装业的报喜鸟、乔顿,皮鞋业的康奈、奥康、红蜻蜓,塑料行业的华峰,汽摩配行业的瑞利、冠盛,泵阀行业的石化阀门、力诺、保一等等的商标利用。据了解,目前温州市共有注册商标五十三万多枚,拥有全国驰名商标七十件,其数量质量名列全国地市级前茅,成了温州地域经济的亮点。

分析古今品牌意识的功用得知,这些品牌不仅为产品树形象、建信誉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品牌意识中还包含着”趋吉向利“等传统民间习俗成份,和大众心理意趣。再举近代闻名全国的瓯海泽雅造纸业为例。据文献载,温州造纸始于唐代,宋代周辉在《清波别志》里有“唐有蠲府纸……今出于永嘉……”1965年,在瓯海白象塔里发现一张北宋大观三年(1109)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用纸残页即为温州蠲纸。明朝初年,瓯海瞿溪即开设造纸局,利用当地竹资源和山溪水力资源,兴造水碓,大力发展造纸业。到温州造纸业最兴盛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据俞雄、俞光著《温州工业简史》载,温州土纸1936年产量三十六万多担,为整个民国时期最高水平。生产的“四六屏”“六六屏”“小刀包”“方高”等二十多个纸品种,广销上海、山东、江苏、福建、台湾等地。另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泽雅、瞿溪一带有“槽户”约三万户,从业纸农约十万人,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经济收入占当地经济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当时瓯海泽雅一带造纸业中的纸行名称,有胡昌记、黄正昌、陈茂来、林旱记、陶升记、张仁六、杨昌记等等,都带有“昌”“正”“茂”“升”“仁”等表示和包含善义和吉利意义的文字。据泽雅造纸重点村洋坑村八十五岁老人徐锡春回忆,该村的造纸品牌曾有“徐德法”“陈志法”(法、发谐音)等,而品牌纸的售价比一般纸要高得多(一段纸要比普通纸高出一担谷)。可见品牌纸张好卖、卖得起价格,带有吉祥寓意的字号,消费者也乐意光顾。

图源:温州文史馆

带有吉庆含义的品牌,也以主流意识在当今温州区域经济中普遍出现,现代温州企业家深谙此道。如正泰、报喜鸟等等,这些自古以来符合大众心理审美意趣的品牌名称,为消费者精神世界添注吉庆成分,使消费者乐于接受,为产品行销增添无形动力。(庄千慧)